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本頁更新於 2010-05-11 12:48

對政府政策及諮詢文件的回應

對《有關調解服務未來路向的公眾諮詢》的意見

2010年4月29日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下簡稱「本處」) 是一個植根於香港的社會服務機構。近年,本處因應社會上的需要,曾分別為有婚姻問題的家庭 (家事調解服務) 及被虐長者和施虐者 (頌和長者服務計畫) 提供調解服務。因此,我們希望在這裡表達一下對「調解工作小組報告」(下簡稱「報告」)的一些意見。

  1. 在「報告」的建議2中,政府建議「應檢討香港法例內 "mediation"(調解/調停)及 "conciliation"(調解/和解) 這些字眼的使用情況,以消除任何不一致之處」。本處認為在實行有關建議前,政府應更清晰了解 "mediation"(調解/調停)及 "conciliation"(調解/和解)的相同及不同之處。雖然根據現時本港法例,"conciliation" (調解/和解)是包括 "mediation"(調解/調停) (ref. Arbitration Ordinance, Cap 341, section 2),但是不少討論亦指出 "conciliation"(調解/和解)應在 "mediation"(調解/調停)與 "arbitration"(仲裁) 之間。當中,兩者的分別包括:1) "conciliation"(調解/和解)比 "mediation"(調解/調停)更具法律的承認性;2) "conciliation"(調解/和解)比 "mediation"(調解/調停)少了一些自願的性質 (例如 "conciliation"(調解/和解)中最常應用在僱用爭端問題上,僱主及僱員很多時是有義務及必須出席有關調解/和解會議);3) conciliator (調解員/和解員)比mediator (調解員/調停員)在調解的過程需具備相關爭端問題上的專業知識及在調解的過程可為參與者提供可行的選擇。同時,現時保險業界自發設立新保障索償調解計畫,往往是由保險公司派職員擔任調解員向索償人士進行調解,但是根據調解的最基本的「中立」原則,調解員應由當事雙方利益以外的第三者擔任。因此,本處認為政府應在本港實行調解服務前,小心定義出「本港所實行的調解服務的內容及特色」,以免市民在日後應用有關服務時出現不必要的誤解及混淆。
  2. 另外,本處亦關心日後調解服務的應用範圍。在是次的報告中,政府建議日後的調解服務可推廣到與「工作間和僱傭、知識產權、銀行和金融服務、醫療失誤和醫療服務、保護兒童、環境、城市規劃、土地使用和重建等有關的爭議」範疇上。但是根據本處的經驗,如爭議雙方的權力分佈不平等 (例如被虐長者/婦女與施虐者的權力關係經常處於不平等的狀況),爭議雙方能公平地利用調解達致解決問題的機會相對為低,例如由於根據調解的自願參與原則,施虐者多不會出席有關調解會議。另外,如施虐者願意出席會議,被害一方亦往往因以往的不快經歷,而害怕施虐者,此會直接影響調解結果的公平性。因此,本處認為政府應小心研究不同爭議範圍可應用調解服務可行性。
  3. 此外,在調解員的資格及質素評審中,本處同意政府應成立一個單一調解員資格評審組織(建議25),從而解決現時由不同機構利用不同準則評審調解員資格的問題。但是,除資格評審制度化外,本處亦建議政府應加強現有被認可的調解員的質素培訓工作。現時,所有被認可的調解員在通過評審後,他們便可直接處理個案,但是由於現時大部分被認可的調解員均以私人形式處理個案,因此他們在獲發牌後不久在缺乏督導及監察下,便需要依靠個人的能力處理個案。因此本處建議政府應建立一套督導及監察制度 (例如參考律師現時的師徒制度,規定所有成功獲評審的調解員須跟隨有經驗的調解員進行實習工作),從而提升及確保調解員的質素。
  4. 另外,本處原則上同意不建議給予調解員免被民事起訴的豁免權,從而增加調解員的負責制度。但是本處建議在實施此建議前,政府應加強調解員的專業法律知識的培訓。現時除「家事調解員」及某些「具備法律訓練背景的調解員」能對其處理的個案有關的法例有所意識外,大部分調解員均可能需處理一些非其專業範疇的爭議案件,而此可能令有關調解員在協助個案雙方達成協議時出現涉及不知情下違反某些法律條例的情況。因此,為確保調解員有充足的保障,本處建議政府應加強調解員的專業法律知識的培訓,例如政府可考慮參考現時的「家事調解員」制度,規定所有有興趣從事與婚姻有關的調解的人士除需通過基本的調解員評審外,他們亦需額外分別修讀及通過有關的專業課程及評審。
  5. 最後,本處歡迎報告中建議支援向公眾提供家事調解服務的非政府機構,進一步推廣及拓展家事調解服務。本處亦建議政府可考慮在現有家庭綜合服務中心額外增撥資源聘用認可調解員處理有關個案,從而減低當時人尋找服務及服務運作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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