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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更新於 2008-07-14 10:52

基督教服務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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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期 2008年6月

評論

醫療融資危機論

經過一拖再拖,政府終於推出六個「醫療融資」的改革方案,讓市民作出選擇。

但無論是方案一 ( 社保 ) 、方案三 ( 醫療儲蓄 )、或方案六 (康保儲備),都是變相徵稅。在貧富懸殊愈來愈嚴重的香港,這些方法是否能有效令社會公義得到彰顯,確保有需要的市民得到應有的醫療服務,實成疑問。

至於方案二(用者自付),如何訂定安全網界線將會是一個很大的困難。訂得太高會令資助人數過多,政府收入不足;定得太低會有市民因收入不多,難以支付昂貴的醫療費而得不到適當及及早的治療。此外,我們預料政府需支付昂貴的行政費去評定誰在安全網內。

方案三(醫療儲蓄)完全漠視市民退休前的醫療需要,市民要先付款,退休後才可使用,現時要額外交醫療費用。若供款人退休前去世又沒有承繼人,供款便沒機會享用。此外,政府未有說明對供款不足應付退休後的醫療支出的人士的安排。

至於方案五(強制保險),其實是另一個強積金。這不禁會令很多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覺得百上加斤。

在未有疾病之前便要令每月的可用收入(Disposable Income)減少,亦即所謂「未見官先打八十大板」,這是很多市民對強制醫療保險有所懷疑的其中一個原因。

至於方案四,隨着未來長者質素的提高、以及在文化上和價值觀的轉變,相信會有愈來愈多市民自願購買醫療保險。但對於一些低收入人士、失業人士、家庭主婦、甚至退休人士,或者是從事高危行業的人,要購買醫療保險可能會面對很多困難。

其實,在討論政府提出的六個方案之前,應該先從問題界定及其假設入手。

人口老化是香港未來要面對的重大挑戰之一,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除了數目之外,未來長者人口的素質,其實也應在制定公共政策時加以考慮。

簡單來說,到2033年時的長者背景( 即現時40歲或以上的市民 ),已經和現時的長者有很大分別。到時的長者,將有更高的教育程度,例如每五位40至44歲的市民中,便有一位擁有大專程度;亦因此有更多長者在退休前是屬於專業人員或經理及行政人員。

因此,25年後的長者,是否真的會成為社會的包袱,其實是一個疑問。

此外,未來長者較以前的長者更為中產化,亦因此更注重自己的健康。近年的身體檢查市場發展蓬勃,便正好反映了這一文化轉變。另外,未來長者對購買醫療保險的概念和意願,也明顯較上一代長者為強。

這是第二個文化轉變。究其原因,未來長者因較中產化,他們根本不符合資格去獲取政府為基層提供的安全網,例如綜援。這現實也或多或少「促使」他們要靠自己去滿足醫療需要,而不是倚賴政府的照顧。

以上種種關於未來人口質素和文化上的轉變,都令「醫療融資危機論」變得脆弱。因此,政府更應從根本改善醫療質素這方面多作考慮,而不是單單以為問題的核心是融資,而融資的核心便是六個方案。

總而言之,無論是那一個方案,政府仍應提供安全網,使所有市民均不會因為未能繳付昂貴的醫療費而得不到適當的治療。相信有能力的市民因希望有較佳或有自主選擇權,會購買醫療保險。

其實,本港的醫療服務,核心的問題應該是醫療服務質素的改善。因此,政府應集中研究改善服務質素的可行方案,這才是問題的焦點所在。政府不應將資源過份着重投入於治療。相反,更多資源應投放於預防性的社區健康方面。例如當市民身體更壯健,有良好的飲食習慣,多些進行運動,那麼身體出現毛病的機會也相應減少,而醫療支出的壓力,也可因而減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