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急急進行文物建築保護政策再諮詢，這不得不歸功於天星事件的眾多參與市民（雖然行動目標未能達到）。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對市民的意見是有反應的，但另一方面卻也反映出政府未能打破其思維的局限。

　　這次再諮詢，我們不必先以陰謀論去斷定政府無誠意。但明顯地，政府仍未能擺脫「以建築物為本」的保育政策思維。即使這次建議加入「集體回憶」的元素，仍舊是「以建築物為本」，而不是「以人為本」。建築物脫離了「人的歷史」（更正確地說是「人的生活的歷史」），是毫無意義的。因此，將市民的視線和討論焦點，有意無意地局限於界定建築物種類的層次，便壓根兒沒有面對最核心的問題：

我們要保育歷史建築物，
是要「以建築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

　　一個大城市，建築物可以是巨大無匹、五光十色、富麗堂皇，但只追求要發展成愈來、建築物高度愈來愈高、外型愈來愈漂亮、以新代舊、不斷追求增加基建而忽略可持續發展的城市，則這只是沒有靈魂的空殼。即使保留了數目多如繁星的歷史建築物，但忽略了人是歷史核心的這個事實（人不單創造了歷史，更將歷史傳承，將過去連繫未來），便等於將這些歷史建築物的意義抹掉一樣，剩下的只是廢墟。

　　香港要成為一個偉大的城市，應該有其文化內涵、人文內涵、歷史內涵。而這些內涵，是要反映一個城市由過去到未來的連繫、由初始狀態到高級狀態的發展軌跡、由艱苦生活到富裕社會的奮鬥過程。換句話說，一個偉大的城市，應要能反映其民族（以香港的情況來說是其歷年來的居民）的偉大之處。以香港來說，這個城市應要能反映「獅子山精神」：這精神的共同建構（透過以往居民在惡劣生活環境之下的奮鬥史）、共同實踐、共同修訂及再實踐、以及將這精神共同延續和加以發揚光大。

　　「集體回憶」的價值，不單單在於想當年，又或在於界定那些建築物值得保留。更重要的，是「集體回憶」是一個共同尋根的過程，是一個對「香港身份」的共同認同的過程，是一個對香港這片土地提出共同承諾的過程。換句話說，「集體回憶」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香港這地方共同示愛的過程。而這，正正是能讓香港人願意為這地方作出貢獻、願意共同維護其成為和諧社會的基石。

　　「集體回憶」的其中一種現代意義，便體現於集體參與，而這也是政府應予以肯定和重視的。政府其實在2004年曾進行過一次關於文物保育政策的諮詢，並收集了150份意見書。但可惜的是，政府卻沒有公布及交代諮詢結果，使香港的文物保育工作原地踏步。市民一腔熱誠的集體參與，換來的卻是消極態度和不了了之。

　　我們不要再局限自己將討論集中於那一棟建築物值得保留、那一處有豐富的集體回憶的思考層次。我們先要問，我們要「以建築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我們要一個偉大的城市，還是要一個大的城市？而這次「再」諮詢，更應該在2004年的諮詢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地加快做好文物保育的工作。

　　澳門特區政府在1月時，就松山燈塔周邊建築的高度限制推出指引，以配合與該世界遺產的協調，以求在規劃等宏觀層面實行文物保育的工作。澳門能，香港為甚麼不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