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年代的中國，社會福利的概念仍是很模糊，社會工作在大學並不是一個專門的科系，更沒有如香港所稱的社會工作者這個? 職業，更毋論說社會工作是一個專業了。至今中國卻有200多間設有社工專業的大專院校，而社工專業也開始納入了中國職業標準，成為一個有規範的行業。這個進步，背後有不少人出過很多的心力。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行政總裁吳水麗，早在80年代末便開始以己力和全機構之力參與國內社會福利的發展，不但致力推進中國的社會工作教育，亦參與了社會工作者國家職業標準的討論，甚至論證的工作（他是被國家邀請參與論證的三位香港代表之一），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我的家國情
這股對家國的熱情是從那裏來的呢？吳水麗說，他的家國情是自中學時開始萌芽的，當時他就讀的中學的老師很喜歡談中國的文化及歷史。「老師常對我們說日本侵華的歷史，他們是如何抗日，那種民族的感情，令他對中國這片遠在一方但又是自己根源的土地產生了特殊的感覺。不過令他對國家感情愈漸深厚的轉捩點，是一次飄洋過海讀書的經驗所帶給他的文化震盪。「在國外，你發現自己由香港大多數的中國人變成了少數族裔，會開始追尋自己的身份。看到別人的社會是多麼的文明，而當時的中國，政治動盪、貧窮、落後。但我覺得竟然我生下來就是中國人，我更要懂得愛自己的國家和身份。」
89民運前，吳水麗隨社聯到北京的社會機構交流、參觀，以了解國內的情況。「當時給我的震撼是非常大的，就拿復康服務來說，每一種障礙類別的人士，例如智障、失明或身體有障礙都多過香港的總人口。你可以想像國內的需要是多麼的大。中國的福利發展就像幾十年前的香港，但香港有早期教會和富資深社工專業經驗的傳教士太太，幫助香港社工取得不少寶貴的實戰經驗，令香港在社會福利的發展上比內地早了幾十年。」吳水麗並憶述，當時在北大的一位教授便曾說中國要100年才可以訓練到像香港專業水平般高的社工，可見當時社工專業在中國的貧乏，所以更加強了他參與國內社會福利發展的心志。
涉足萬重山
「當時看到國內的需要，我就想我能幫到些甚麼呢？我想中國這麼大，就算讓你進去內地開展事工，又能做得了多少呢？與其在經濟上支援，不如直接參與中國社會福利的發展。所以當時我們服務處便將參與國家社會福利發展定為機構的五大發展路向之一。我們所用的主要策略是培訓社工專業人才，並將香港的經驗與國內分享，希望能起發動和示範的作用。另一方面，透過積極參與社會工作職業化、標準化的進程，推動國家的社會福利發展。」
雖然參與的過程並不一帆風順，也面對不少困難，例如當時的中國仍未開放，很多中國的社會問題都不會公開，取得的資訊有限，國內的人士對社會福利的概念不太了解，辦事作風也與香港不一樣，再加上當時香港會說普通話的人不多，找合適的人才北上教學並不容易。中國的社會福利政策又正在完善中，國內的人事變動，很容易便會影響推動的方式和進度，可能今天向前邁進了幾步，但明天可能會因為一些變動，又退回了幾步，不過吳先生仍常常鼓勵自己和同事，中國有五、六千年的歷史，促進社會福利的發展，又豈爭朝夕呢？他亦指出參與國家的發展，對國家的感情和了解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我們無法拿香港與國家比較，國家的問題是更加複雜，不但是中國與香港的發展差距了幾十年的問題，而且無論在政府架構、地方部門，我們都沒辦法完全用香港的框架來了解中國。
社工教育成功關鍵取決實習
「不過當我們決定以社會工作教育作為帶動發展的其中一個主要的方向，我們就利用了服務處作為一個實務機構的優勢，邀請國內研究生來港學習和觀摩，並為一些中國的重點大專院校如青年政治學院、上海華東理工學院、中山大學、廣東商學院提供實習的支援和督導。因為我們知道實習在社會工作教育裏面是一個很重要的部份，但偏偏國內卻是最缺乏這類實務經驗的人才，負責教學的導師，也是以教授理論為主，沒有實戰的經驗，所以我們更加致力於培訓人才，希望能將經驗傳承出去。」
此外，促進社工專業的確立也是推動社會福利發展的一項重要因素，因為在大專教育培訓的一班專業人才，也需要將之職業化，成為一門真正的專業，才能真正地達到人盡其用，所以吳先生同時也積極推動中國社工專業職業化的進展。令人鼓舞的是，國家勞動社會保障局已經將社會工作納入國家職業標準。
開創民間社會福利組織—樂群
「另一樣，我認為對中國社會福利發展很重要的是建立民間組織，我們最值得驕傲的是在上海浦東設立第一間有社工專業的民間組織--樂群社工服務社，當中的社工專業人員是由我們一手培訓的，也是將社工在中國具體化的一個重要示範。」吳先生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