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作者將國民教育、國情教育、民族教育和愛國教育等名詞視為同義詞，而不再細分，並定義為「以提升國民對國家的認識和培育國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歸屬感為目標的教育活動」。在殖民統治多年下，港人對國家的認識和認同頗薄弱，故此，在回歸祖國後，推動國情教育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在推動國情教育時，我們可要小心，因為國情教育和相關的概念，如國民身份認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等，都是兩刃的利劍，用得合宜，是社群的祝福；反之，則是詛咒！

　　國民身份認同的提升，有助於強化社群的感情、歸屬感、凝聚力和發展，但是，任何的身份認同，都帶有某程度的排他性，存在著「你與我」之分，例如中國人則是以非中國人來界定，若對某種身份認同愈強，其潛在的排他性也愈強；在和平的情況下，這些潛藏的危機是可以處理的，但若情況轉壞，這些潛在的排他性，則可能轉化為不可收拾的破壞力量，歷史上的民族仇殺，都是身份認同的強烈排他性所造成的惡果。

　　不單如此，在教授國情教育時，為了加強國民身份認同，老師常會採用「正面取向」和「負面取向」兩種做法。「正面取向」強調我國、我族的優越性，希望培育學生對我國、我族產生自豪感和歸屬感；其缺點是，若未能平衡地，以批判性的角度來反思我國、我族的優缺點，及學習欣賞他國、他族的優點，則可能引致唯我獨尊，不容忍異見的態度，甚至強化對非我族類的排他性。「負面取向」則強調我國、我族被外國、外族侵略的歷史，因而產生一種，對外排斥，對內團結的力量，共同對抗外侮，但是，這些強烈的負面情緒，很容易會導致「恨的教育」。

　　不幸的是，這兩種做法，都是國內推行的愛國教育常用的方法，這些跡近灌輸的方法，與強調培育獨立、批判思考者的教育相違背。而特區政府和香港主流論述的國情教育，也存在著頗嚴重的問題，它們都是「非政治化」的國情教育，只探討國家的文化向度，而迴避其政治向度，只可說是「中華文化身分」，而不是完整的中國國民身分。

　　此外，國情教育更要回應「多元公民」所提出的議題。國民身份只是多元公民身份的一個，任何國家的公民，同時也是「世界公民」，除了愛自己的國族外，更要堅守維護人類尊嚴和福祉的普世價值，例如公義、和平、多元、寬忍、人權及民主等；不幸的是，所謂國家利益，有時會與普世價值相矛盾，在這情況下，國情教育應無私地與同學一起面對這些衝突，很多時侯，普世價值都是高於愛國價值的；當然，我們要小心分辨，所涉及的究竟是普世價值，還是披著普世價值外衣的霸權。在設計香港需要的國情教育時，我們需要回應上述的種種挑戰。在此，筆者拋磚引玉，提出以下的看法。

　　筆者提出以混合（1）與人權、世界公民等概念有關的「普世性民族主義」（cosmopolitan nationalism）、（2）與主權在民、權力制衡、公民權責等民主概念有關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和（3）與祖國文化、習俗、大地河山、歷史、傳統等觀念有關的「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的國情教育，作為發展香港國情教育的基礎，因為這些民族教育都傾向理性、開放及包容，且能開展國情教育與民主教育、人權教育和世界公民的對談。

　　教學取向方面，筆者提出混合引用「參與式學習」、「爭議性課題」、「批判思考」和「情意教育」四種取向。前三者傾向理性，強調持平地及批判性地從不同角度來處理議題，鼓勵同學反思及討論各觀點，老師可分享，但不強加其看法，最終的立場則由同學作決定，其優點是有助於培育批判思考，但缺點是缺乏了「情」，甚至可能有部份同學在面對國家的陰暗面後，產生更強的疏離感。若加上「情意教育」則能補充上述的不足，有利於培育對祖國的情，但要小心過激的情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如產生對我國、我族的偏執情緒，甚至仇外的情緒。筆者認為老師可考慮按具體的情況，取長補短，混合上述四種教學取向，來發展合乎「一國兩制」的國情教育的教學取向。

　　歸根究柢我們要問「我們希望培育怎樣的國民？」筆者認為國情教育應培育能客觀、持平、「是其是、非其非」，對國族有情，有承擔的「批判愛國者」（critical patriot）。不單如此，他/她更需意識到同時身為「世界公民」的身份，除了愛自己的國族外，更要堅守公義、和平、多元、寬忍、人權及民主等維護人類尊嚴和福祉的普世價值，才能真正為本國、本族和全人類作出貢獻。